荒謬作為現代產物,在存在主義尚未成為體系前,便以文學的面貌出現世人眼前。十九世紀俄國文學有個重要的文學形象-多餘的人。多餘人在沙俄時代,看到封建制度不公不義,同時面對西歐的革命浪潮,他們沒有勇氣投入現實改革中,只能隨波逐流。這種格格不入的意識,讓他們有時放浪形骸尋歡作樂、有時將無法發洩的正義轉為荒謬的械鬥,對自己與他人而言,他們是局外人,是對社會無用者。多餘人的先祖,則來自英國詩人拜倫(George Gordon Byron, 178-1824)。拜倫出生貴族,具有上議院席位。他同情勞動者與愛爾蘭人,使其不容於議院,遂離開故土,轉而支持歐洲的革命事業(支持義大利與希臘的民族革命)。也因此,在他筆下的多餘人,在種種放肆之後,便敢怒指上天,進而反抗。
回到俄羅斯,杜斯妥也夫斯基(Fyodor Dostoyevsky, 1821-1881)發揚了多餘人消極破壞的一面。在《罪與罰》(Crime and Punishment, 1866),多餘人首次殺死無辜者,當作反抗體制的小小實驗。這裡我們看到虛無主義滲入多餘人的形象。往後,虛無/無政府主義逐步成為多餘人的核心,在卡夫卡手中達到頂峰。卡繆在早期著作《卡里古拉》、《異鄉人》、《西西弗斯的神話》三部作品中指出-放任的自由只會招來毀滅,不會恢復人的存在;多餘人即使毀於體制之下,亦當保持精神的自由進取。如此,「多餘的人」正式退出舞台,繼之而起的是,冷眼旁觀諸般怪象,卻隨時準備介入其中的「局外人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