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3年，黄百鸣编剧的台湾电影《搭错车》在台湾引发观影热潮，这对擅长喜剧的黄百鸣来说，这是意想不到的成功。
是的，当年整个港台电影界可能都没有想到，一部“社会悲剧”可以如此大卖。
《搭错车》的成功，是“悲剧”的成功，也让很多电影人看到了“尽皆过火，尽皆癫狂”（美国学者大卫·波德维尔语）之外的香港电影也是有市场的。
于是，关于香港社会边缘人物的香港电影，走进了观众的视野。
1985年，黄百鸣与郑则仕、郑忠泰联手编剧的《何必有我》上映。影片取得了票房、口碑、社会影响的“三赢局面”。
《何必有我》是一部为郑则仕量身定做的影片，郑则仕本人不仅是编剧，还是导演和第一主演。
在香港影坛，郑则仕是一个独特的存在。他的外形如此“独特”，却往往能够在影片中担任非常重要的角色，而且成就斐然，曾两度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。除了是出色的演员，郑则仕在编剧、导演、制片等岗位上也有出色的表现。
郑则仕出身贫寒，外形又如此“独特”，他从影之初，一直在龙套角色中摸爬滚打，过程的辛酸、苦涩，是很多少年得志的明星或演员所难以体会的。当然，反过来说，郑则仕也因此成为了香港影坛最励志的人物之一。
《何必有我》讲述的是社工Koko（郑文雅 饰）努力帮助弱智青年肥猫（郑则仕 饰）适应社会、自力更生但最终却逃不过悲剧结局的故事。
郑则仕演肥猫，憨傻呆萌，乃不二人选。他因此获得金像奖影帝，实至名归。
在某种程度上，《何必有我》仍然带有香港电影的“过火”与“癫狂”，故事的戏剧性削弱了影片的写实性。但也唯其如此，它才能够引发社会热议，并吸引广大普通市民走进电影院观看影片。
从另一方面看，影片中的“情节”和“细节”也许没有那么真实，但智障人士的社会处境，在影片中还是得到了比较真实的反映。现实中，肥猫也许不会被警察枪击，但他的社会处境也难以有所改善。
也许正是因为《何必有我》所带有的社会属性，使得它在1986年的第五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获得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奖项——评选团大奖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应该是香港电影金像奖历史上唯一的一个“评选团大奖”。
1988年，郑则仕与曹建南联手导演了《何必有我》的续集《肥猫流浪记》，影片延续了《何必有我》的“社工视角”，但社工的饰演者换成了张曼玉。
《肥猫流浪记》虽然没有取得《何必有我》那样的成功，但仍然算得上是及格水准的作品。而“肥猫”这个角色也成了郑则仕的“专利”。
1997年，郑则仕主演了电视剧《肥猫正传》。
2000年，郑则仕又主演了《肥猫正传》的续集《肥猫寻亲记》。斯琴高娃、郝蕾等内地演员参与了该剧的演出。而该剧在内地播出后，更让许多内地观众记住了郑则仕这位外形“独特”的香港演员。
从电影续集到电视剧及其续集，“肥猫”系列与社会现实与社会话题已经渐行渐远，它们变成了一个成功的电影“IP”的再度开发。
1986年，香港影坛出现了两部重量级的关于社会边缘人的电影作品：《癫佬正传》和《听不到的说话》。
有趣的是，这两部作品的导演竟然是一对亲兄弟：尔冬升和姜大卫。在《癫佬正传》中，表演最为出色的是秦沛，而秦沛是尔冬升和姜大卫的亲大哥！秦沛更因其出色的表演，同时获得金马奖和金像奖的最佳男配角。
可以说，在1986年，秦沛、姜大卫、尔冬升三兄弟撑起了香港电影关注社会现实的整个天空。
也许有影迷会疑惑，秦沛、姜大卫、尔冬升三个人连姓都不同，何以是亲兄弟？秦沛和姜大卫都是“艺名”，他们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，生于电影世家，但他们的父亲早逝，他们的母亲——知名演员红薇——便改嫁制片人尔光，生了尔冬升这个弟弟。
“癫佬”，广东话，指精神病患者。
《癫佬正传》是尔冬升的导演处女作。很难想象，武侠明星出身的尔冬升的第一部导演作品（他同时也是编剧）竟然是一部“社会问题片”。
而留意一下尔冬升的导演履历，我们会发现他其实一直是一位非常文艺范并富有人文关怀的导演。
《癫佬正传》还有很厉害的一点是，它能够让周润发、梁朝伟等当时香港影坛的巨星出演“癫佬”，而且是配角。
《癫佬正传》和《何必有我》很相似的地方在于，它们都是“社工视角”的“社会问题片”。我们也由此可见，上世纪八十年代，“社工”在香港社会中已经非常普及，而“社工”也是数十年来香港调和社会问题并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。
《何必有我》聚焦弱智人士，以“肥猫”为例，而《癫佬正传》刻画的是“癫佬”群体，主要有三个“案例”，算是群戏。
除了“社工视角”，《癫佬正传》还是以记者切入叙事的，使得影片又多了一层“现实报道”的外衣。事实上，《癫佬正传》较之《何必有我》，确实更为写实，也更具公益色彩——诸多明星的加盟，可能也与影片的公益性有关。
《癫佬正传》已经成为香港电影中的经典之作，而《听不到的说话》则是一部比较小众的作品，如今看过的人并不多。
《听不到的说话》还是刘青云主演的第一部影片，年仅22岁的刘青云还是非常青涩的。
所谓“听不到的说话”，是指聋哑人群体，在影片则指聋哑扒手小团体。
聋哑人群体本身就是社会的边缘人，更何况他们在影片中还是扒手，身处社会的黑暗漩涡，他们的结局也难免是悲剧性的。
和《癫佬正传》相比，《听不到的说话》的公益色彩不那么明显，但它对聋哑人群体的关注，同样直指香港的社会之痛。
姜大卫在邵氏时已经开始担任导演，他导演的第一部影片是《吸毒者》（1974），该片正是一部关注吸毒问题的“社会问题片”。以导演的身份对社会问题的进行关注，姜大卫和他的弟弟尔冬升在这一点上可谓殊途同“起”。
时隔十二年，姜大卫用《听不到的说话》再一次体现他作为一名艺人的“社会责任感”。
《何必有我》、《癫佬正传》和《听不到的说话》是八十年代中期香港电影中难得的三部关注香港社会边缘人的佳作，它们让我们看到了香港电影介入现实的鲜为人知的一面。
昨天看杂志，看到尔冬升导演在职业后期，看到香港街头的精神病流浪汉们，拍摄了《癫佬正传》。
好像看完纪实类的片子之后，心情总是很沉重，一如这部片子一样，主人公是一名帮助患有精神病的流浪汉们的社工徐先生，专栏作家刘小姐想要以香港街头的流浪汉写一篇专门的专栏。
电影主要讲述了四位精神病流浪汉们的故事。开头是梁朝伟扮演的阿狗，孩童心性的流浪汉，影片的一开始，徐先生就点到，阿狗会用刀砍人的，有时候我自己都不敢过去，仿佛也象征着结局。阿狗在菜市场学着鱼贩子用到切肉，剁成一片一片碎片，看着很血腥，阿狗闹事后，以被警察带走收场。
第二个精神病患者是一名康复患者阿全，徐先生将阿全反复送到精神病院和医院，治好了他的精神病。康复精神病人如何重新融入这个社会，是阿全专题想要讲述的议题。阿全出场时性子很好，很健谈，拉着徐先生和刘小姐聊了整整三个小时，凑足了专栏的题材才送走他们。徐先生临走前，引出了阿全的软肋-他的儿子，住院后，妻子跑了，儿子被判给了妻子，阿全只能一个月见一次儿子，阿全一镜子结束的时候，背景音乐的变换也意味着阿全之后的转变。
第三位患者是一位老奶奶，聪明的老奶奶，年轻时一定也是一位漂亮动人的美人。整步影片，我们都不得而知这些精神病患者的患病原因，但是患病后的居住条件以及生活条件却是相似的 - 需要非常非常努力才能够活着，普通的人看来居住环境一如流浪汉（就如影片的立意一般）。老奶奶拿着捡来的塑料瓶子，用一根绳子系着瓶子，扔到马路中央，由来往车辆碾压，变成方便携带的塑料瓶。看到生人来了之后很怕生，慌慌张张跑回了“家”，说是家，其实是一个垃圾收集站，但是老奶奶的垃圾收集站整体看得出是有经过装扮的，比如被绳子一个一个穿起来的油漆桶，作为进门的门帘，老奶奶所盘踞的1平米小窝，虽说是由垃圾堆砌的，但看着还算整洁，没有食物残渣和其他物品混杂的情况。徐先生随着老奶奶进入小窝后，奶奶兴奋的给他展示最近买来的印象，放着柴可夫斯基的音乐，看得出来，这是一位热爱生活的老奶奶。而当刘小姐想要采访时，老奶奶则在层层罐子中摸出了一把剪刀，追着刘小姐跑。奶奶篇就这样结束了，就像主人公们聊天的那样，精神病人们可能并不觉得不开心，他们甚至比我们在做的各位都过的开心，但是不要企图侵入他们的生活，可能会给自己惹祸上身。
第四位是由周润发扮演的阿？，名字记得不是很清楚了。这是一位父亲，有一双儿女，儿子得了肝病，阿x谎称自己有病让社工帮忙拿药，儿子吃了精神病药，死了。女儿发了水痘被送往了医院，结局未知。悲剧是精神病人们的内核，他们可能再小的时候就有不幸的童年，长大了被瞧不起，进了精神病院之后，再也难以融入社会，对于普通人简简单单的用钱吃饭，用钱看病拿药，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种未知的领域。阿x的故事，是一个患了精神病的人的底层人士的纪实。
四位主人公讲完了。故事的主线又回到了第二位患者，也是人物记事最饱满的一位，这是一位接受精神病治疗，并“幸运”的康复了，能够回家住着，并且邻里关系和睦的阿全。
回到阿全的故事，我不想用浓墨重彩来描述这位患者，简单叙事就是。阿全在幼儿园门口碰上了前妻，并发现前妻正在让儿子叫着前妻的新丈夫“爸爸”的时候，阿全又复发了。阿全的母亲为了缓解阿全的病状（底层人士也并不知道如何做才是正确的方式），每天给阿全带回4-5只活鸡，让他在家里杀鸡，指导有一天，发现阿全在生吃活鸡的时候，才发现不妙。徐先生连夜带阿全去了医院，可是当值医生认定阿全没有问题，让其目前带他回家。回家路上阿全跑了，而刘小姐回报社写了一篇对阿全的纪实报道，开启了这篇章最为悲痛的一幕。街道邻里看到了这篇文章，纷纷拿着家伙来到阿全门口，要将阿全赶走，阿全的母亲这时候赶到，拦着大家。阿全看到母亲在门口被拦着的场景，心生怒意，拿着家伙往外跑，砍伤了很多人，最终跑到了幼儿园，杀死了幼儿园的两位老师，最终警察赶到，徐先生用枪杀死了看护了数年的患者-阿全。
最后的最后，回到阿狗，在被一个记者的闪光灯刺激到后，阿狗怀疑是徐先生带来的人，用菜市场的菜刀，砍死了徐先生。
徐先生死后，刘小姐继续徐先生的工作，继续作为一个社工服务于这些底层的精神病人。
看完了真的很沉重，每个人生来似乎就是不一样的，精神病人也不是为了成为一个精神病人而来这世界一遭。如果知道此生过的如此悲惨，他们还会愿意降生这个世界吗？如果知道帮助精神病人，使得他们重新融入这个社会有这么的艰难，十几年了，成功率可能就几位，且有可能复发，那么那些苦苦支撑了十几二十年的社会工作者们，他们还会选择这份痛苦的工作吗？曾了解过社工这个职能，仿佛是那些无法胜任社会上其他工作的人们的退而求其次的选择，什么才是一份有价值的工作，一个有价值的人生呢。
整部片子透着绝望的悲凉，就像尔冬升想展现的社会问题一样，难以解决，无从解决。回到片子一开始提到的问题，重生会的经济补助越来越少，如果更多的人关注这一问题，社会慈善机构给予这些帮助精神问题的社工组织更多经济供给，是否就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?又或者本片不仅仅是呼吁社会关注这样的边缘群体，更多的是想通过对边缘群体自身故事的讲述，剖析人性的弱点和矛盾?对此我不得而知。 就像片中秦沛所饰演的康复患者，在他尚未被不公平的现实逼到疯病发作那时，他看似冷静的讲述精神病患者所遭遇的心酸经历。被社会歧视，被医院驱逐，甚至不容于家人。家人一见康复无望，便远远的离开，舍弃了病人，最后社会上真正还愿意去理这些精神病患者的大概只有社工吧。然而社工也不是圣人，谁能把一件无望的事儿一直做下去呢? 大概没有谁有资格去责备那些离弃病人的家属，谁家遇到这样一位精神病患者，可以持之以恒，完全放下自己的生活去照顾病人，一个病人，可能会搅得一家人都无法过正常的日子，谁又伟大到年复一年的看着自己的亲人在无望的精神错乱中过活，而自己却要为之付出生活的全部。 大概没有谁有资格去责备辞职的社工们，当家人都一早不再关注精神病人今后的生活，他们还十几年如一日的照顾着那些蓬头垢面，似乎不可理喻的病人，在与病人分分秒秒的接触中，有的不仅仅是超乎常人的忍耐，还有时刻注意病人有暴力倾向，时刻注意自己的安全。而获得一个患者的信任又是怎么样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呀? 社工阿明被责备的时候，他讲：你不能说我没有心，我看了他们十几年，可是有什么成果呢? 除了片尾，梁朝伟扮演的阿狗因为妈妈让他去死而发癫令人心头一紧。就是康复患者阿全被一群人追着打，最后追到幼儿园那一段令人落泪。他发狂砍那些因为看报纸听说他有精神病就来打他的街坊，是在那些街坊将他妈打倒之后。他发狂的间隙看到儿子，依然会露出纯真的微笑，像个普通的父亲那样鼓励孩子接着唱歌。即便他满身是血，他的儿子最后依然想扑向他，而不是惧怕他。这大概就是亲情吧，可以超越恐惧，可以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依然剪不断亲情的牵挂。 讲到底这依然是一个死结，谁能告诉自己的家人，要照顾那些边缘的精神病患者。因为这确实是有风险的。连照顾阿狗多年的社工，他一发狂也都杀死了，尽管这不是他的本意，该谴责的是乱打闪光灯的记者。 但我们至少可以给他们一个生存的空间。如果他们已经每日与垃圾为伍，他们已经远离了亲人和我们眼中的幸福，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不知幸福或者不幸的生活着，或者不介入是最大的帮忙。 就像片中，如果没有记者不计后果自以为是的报道，就不会惹起街坊四邻的集体围攻。如果没有街坊四邻的集体围攻就不会酿成惨案。如果没有记者闪光灯乱闪，社工就不会死，如果没有报纸每日对精神病群体的负面报道，或者他们的境遇会好一些，不把他们逼到绝处，事故也会减少些。 社工要全婶把发癫的阿全送回精神病医院，全婶说什么都不肯，双眼含泪双膝跪地求社工让阿全留在家里吧。社工追问原因，全婶说进去他们给阿全吃药弄的痴痴呆呆，每日受人欺负都不知道还手。哪个母亲都不愿意看到儿子过这样的日子，宁愿每日买两袋子鸡…… 记得凤凰周刊曾经做过一个中国精神病患者境况调查的专题，内容触目惊心。如果说普通百姓最好的办法是不介入的话，相关机构确实应该为这些不幸的人们做些什么了。
